燝凝今日◎TodayInside

今天是王小波 （1952年5月13日－1997年4月11日）先生逝世12周年，以下摘錄我閱讀後王小波隨筆後感觸極大、很受啟發的段落，這些王小波的人生體驗都是至少10年前的領悟與總結，我是在2008年6月、7月間首次閱讀這些文字的，當時，看他的字字句句，無不有振聾發聵的感受：這麼多年過去了，為何那麼多年前知識份子如此語重心長的告誡，至今很多問題依然存在甚至更惡劣了呢？

今天重讀，言猶在耳，真不知我們到底能聽進去了多少？

與大家分享這些良言警句【方括號內附上我的一些個人體會與胡言亂語】：

#擺脫童稚狀態（1993）

目前中國人面對的知識環境是一種童稚狀態，處於佛洛德所說的肛門時期。也許，因為種種原因，特別是歷史原因，我們眼下還不能不有些童稚的做法。那麼，下一步怎麼辦？一種做法是繼續保持童稚狀態，一種做法是擺脫童稚狀態，準備長大。相信前一種做法的人，也相信喬治•奧威爾在《1984》裏杜撰的口號——無知即力量；相信後一種做法的人，也相信培根的名言——知識就是力量。

#中國知識份子與中古遺風（1994）
知識份子的批判力對兩類人最為猛烈：一類是在校學生，尤其是中學生；另一類是踩著地雷斷了腿的同類。這道理很明白——別人咱也惹不起。

#積極的結論（1994）
有關理性，……反不可信的東西就不信，像我姥姥當年對畝產三十萬斤糧的態度，就是理性。但這一點有時候不容易做到，因為會導致悲觀和消極，從理性和樂觀兩樣東西裏選擇理性頗不容易。理性就像貞操，失去了就不會再有；只要碰上了開心事，樂觀還會回來的。……所以假如你失去了理性，就會遇到大量令人詫異的新鮮事，從此迷失在萬花筒裏，直到碰上釘子。

假如別的東西不能保持人的樂觀情緒，幽默感總能。據我所見，我們這裏年輕人沒有幽默感，中老年人倒有。……這種幽默感是老奸巨猾的一種，本身帶有消極的成分。……和同齡人交流，他們說，自己或則從眾，或則聽憑樸素的感情的驅動。這種狀態或者可以叫做虔誠。
……我見過不少虔信宗教的人，人家也不幹荒唐事。最主要的是：信教的人並不缺少理性，有好多大科學家都信教，而且堅信自己的靈魂能得救；人家的虔誠在理性的軌道之內，我們的虔誠則帶有不少黑色幽默的成分。如此看來，問題不在於虔誠。

人活在世界上，不可以有偏差；而且多少要費點兒勁兒，才能把自己保持在理性的軌道上。

#跳出手掌心（1994）
在科學上，有錯誤的學說，沒有卑鄙的學說。

很顯然，現在在中國，文學不是一種超越現世、超越人類的事業。我們評論它的標準，和三姑六婆評價身邊發生的瑣事的標準，沒有什麼不同。……傳世之作，那就不是用現世的標準、道德的標準來評判的。這種標準從來不用之于中國人。由此得到一個結論，那就是在文學藝術的領域，外國人可以做超越人類的事業，中國人卻不能。

在文學藝術及其他人文的領域之內，國人的確在使用一種雙重標準，那就是對外國人的作品，用藝術或科學的標準來審評；而對中國人的作品，則用道德的標準來審評。這種思想的背後，是把外國人當成另外一個物種，這樣對他們的成就就能客觀地評價；對本國人則當作同種，只有主觀評價，因此我們的文化事業最主要的內容不是他的成就，而是他的界限；此種界限為大家所認同，誰敢越界就要被群起而攻之。……甚為一個中國人，最大的痛苦是忍受別人“推己及人”的次數，比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人都要多。……這對文化事業的發展是很不利的。

我認為，當我們認真地評價藝術時，所用的標準和科學上的標準有共通之處，那就是不依據現世的利害得失，只論其對不對（科學）、美不美（藝術）。此種標準我稱之為智慧的標準。

一個知識份子在面對文化遺產時，必定會覺得它浩浩洋洋，仰之彌高。這些東西是數千年來人類智慧的積累，當然是值得尊重的。不過我以為它的來源更值得尊重，那就是活著的人民所擁有的智慧。那種東西就如一汪活水所有的文化遺產都是它的沉積物。這些活水之中的一小份可以存在於你我的腦子裏，找我看來，這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保存在文化遺產裏的智慧讓人尊敬，而活人頭腦裏的智慧更讓人抱有無限的期望。……智慧永遠指向虛無之境，從虛無中生出知識和美；而不是死死盯住現時、現事和現在的人。

#思維的樂趣（1994）
……有人想把中國人的思想搞得徹底無味。我們這個國家裏，只有很少的人覺得思想會有樂趣，卻有很多的人感受過思想帶來的恐慌，所以現在還有很多人以為，思想的味道就該是這樣的。

我最贊成羅素先生的一句話：“須知參差多態，乃是幸福的本源。”大多數參差多態都是敏於思索的人創造出來的。……有些人不贊成……他們必然認為，單一機械，乃是幸福的本源。老子說，要讓大家“虛其心而實其腹”，我聽了就不是很喜歡；漢儒廢黜百家，獨尊儒術，在我看來是個很卑鄙的行為。摩爾爵士設想了一個細節完備的烏托邦，但我像羅素先生一樣，決不肯到其中去生活。……在生活的其他方面，某種程度的單調、機械是必須忍受的，但是思想決不能包括在內。胡思亂想並不有趣，有趣是有道理而且新奇。在我們生活的這個世界上，最大的不幸就是有些人完全拒絕新奇。

某些單調機械的行為，比如吃、排泄、性交，也能帶來快感，但因為過於簡單，不能和這樣的快樂相比。藝術也能帶來這樣的快樂，但必須產生于真正的大師，像牛頓、萊布尼茲、愛因斯坦那樣級別的人物，……我想能夠帶來思想快樂的東西，只能是人類智慧至高的產物。比這再低一檔的東西，只會給人帶來痛苦；而這種低檔貨，就是出於功利的這種想法。

有必要對人類思維的器官（頭腦）進行“灌輸”的想法，時下正方興未艾。我認為腦子是感知至高幸福的器官，把功利的想法施加在它上面，是可疑之舉。有一些人說它是進行競爭的工具，所以人就該在出世前學會說話，在三歲之前背誦唐詩。假如這樣來使用它，那麼它還能獲得什麼幸福，實在堪虞。知識雖然可以帶來幸福，但假如把它壓縮成藥丸子灌下去，就喪失了樂趣。……還有人認為，頭腦是表示自己是個好人的工具，為此必須學會背誦一批格言、教條——事實上，這是希望使自己看上去比實際上要好，十足虛偽。……最大的痛苦莫過於總有人想要用種種理由消滅幸福所需要的參差多態。這些人想要這樣做，最重要的理由是道德；說得更確切些，是出於功利方面的考慮。因此他們就把思想分門別類，分出好的和壞的，但所用的標準很是可疑。

有些人認為，人應該充滿境界高尚的思想，去掉格調低下的思想。這種說法聽上去，美妙，卻使我感到莫大的恐慌。因為高尚的思想和低下的思想的總和就是我自己；倘若去掉一部分，我是誰就成了問題。……人既然或者，就有權保證他思想的連續性，到死方休。更何況那些高尚和低下完全是以他們自己的立場來度量的，加入我全盤接受，無異于請那些善良的思想母雞到我腦子裏下蛋，而我總不肯相信，自己的脖子上方，原來是長了一座雞窩。……
菲爾丁曾說，既善良又偉大的人很少見，甚至是絕無僅有的，所以這種腦移植帶給我的不光是善良，還有愚蠢。……我當然希望變得善良，但這種善良應該是我變得更聰明造成的，而不是相反。更何況赫拉克利特早就說過，善與惡為一，正如上坡和下坡是同一條路。不知道何為惡，焉知何為善？所以他們要求的，不過是人云亦云罷了。

假設我相信上帝（其實我是不信的），並且正在為善惡不分而苦惱，我就會請求上帝讓我聰明到足以明辨是非的程度，而絕不會請他讓我愚蠢到讓人家給我灌輸善惡標準的程度。假若上帝要我負起灌輸的任務，我就要請求他讓我在此項任務和下地獄中做一選擇，並且我堅定不移的決心是：選擇後者。

以愚蠢教人，那是善良的人所能犯下的最嚴重的罪孽。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決不可對善人放鬆警惕。假設我被大奸大惡之徒所騙，心理還能平衡；而被善良的低智人所騙，我就不能原諒自己。

假設善惡是可以判斷的，那麼明辨是非的前提就是發展智力，增廣知識。

我認為低智、偏執、思想貧乏是最大的邪惡。……聰明、達觀、多知的人，比之別樣的人更堪信任。基於這種信念，我認為我們國家“廢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就喪失了很多機會。

我們這個民族總是有很多理由封鎖知識、鉗制思想、灌輸善良，因此有很多才智之士在其一生中喪失了學習、交流、建樹的機會，沒有得到思想的樂趣就死掉了。……想到此類人士的總和有恆河沙數之多，我就趨向於悲觀。此種悲劇的起因，當然是現實世界裏存在的種種問題。偉大的人物總認為，假設這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像他期望的那樣善良——更確切地說，都像他期望的那樣思想，“思無邪”，或者“狠鬥私字一閃念”，世界就可以得救。提出這些說法的人本身就是無邪或者無私的，他們當然不知道邪和私是什麼，故此這些要求就是：我沒有的東西，你也不要有。無數人的才智就是這樣被扼殺了。……據此我認為，我們國家在封建時代，一直在進行思想上受到大屠殺；而我能夠這樣想，只說明我是倖存者之一。除了對此表示悲傷之外，我想不到別的了。

為什麼有很多人總是這樣仇恨新奇，仇恨有趣。……假設歷史上曾有一位大智者，一下發現了一切新奇、一切有趣，發現了終極真理，根絕了一切發現的可能性，我就情願到該智者以前的年代去生活。因為假如這種終極真理已經被發現，人類所能做的事就只剩下了依據這種真理來做價值判斷。從漢代以後到近代，中國人就是這麼生活的。我對這樣的生活一點都不喜歡。

我認為，在人類的一切智慧活動裏，沒有比做價值判斷更簡單的事情了。假如你是只公兔子，就有做出價值判斷的能力——大灰狼壞，母兔子好；然而兔子就不知道九九乘法表。此種事實說明，一切缺乏其他能力的人，為什麼特別熱愛價值的領域。倘若對自己做價值判斷，還要付出一些代價；對別人做價值判斷，那就太簡單、太舒服了。

在一切價值判斷之中，最壞的一種是：想得太多、太深奧、超過了某些人的理解程度是一種罪惡。我們在體驗思想的快樂時，並沒有傷害到任何人；不幸的是，總有人覺得自己受了傷害。誠然，這種快樂不是每一個人都能體驗到的，但我們不該對此負責任。我看不出有什麼理由要取消這種快樂，除非把卑鄙的嫉妒計算在內。
對於一位知識份子來說，成為思維的精英，比成為道德精英更為重要。

假如現在我周圍的世界又充滿了“文革”時的軍代表和道德教師，只能使我驚訝，不能使我懼。……我遇到了啟迪我智慧的人。我有幸讀到了我想看的書……我最感謝的是那些寫了好書的人，比方說，蕭伯納、馬克•吐溫、卡爾維諾、杜拉斯等等，但對那些寫了壞書的人也不怨恨。……作為一個有過幸福和痛苦兩種經歷的人，我期望下一代人能在思想方面有些空間來感到幸福，而且這種空間比給我的大得多。而這些呼籲當然是對那些立志要當軍代表和道德教師的人而發的。

#我看國學（1995）
按照現代的標準，孔孟所言的“仁義”啦，“中庸”啦，雖然是些好話，但似乎都用不著特殊的思維能力就能想出來，琢磨得過了分，還有點肉麻。

孔孟程朱我都讀過了。雖然沒有很鑽進去，但我也怕鑽進去就爬不出來了。如果說，這就是中華文化遺產的主要部分，那我就要說，這點東西太少了，攏共就是人際關係裏那麼一點事兒，再加上後來的陰陽五行。這麼多讀書人研究了兩千年，實在太過分。……舊時的讀書人都能把四書五經背得爛熟，隨便點出兩個字就能知道它在書中什麼地方。這種鑽研精神雖然可佩，這種做法卻十足是精神病。顯然，會背誦愛因斯坦原著，成不了物理學家；因為真正的學問不在字句上，而在於思想。

四書五經再好，也不能幾千年地念，正如口香糖再好吃，也不能換著人地嚼。……有人說，現代的科學、文化，林林總總，盡在儒家的典籍之中，只要你認真鑽研。……我認為，我們民族最重大的文化傳統，不是孔孟程朱，而是這種鑽研精神。過去鑽研四書五經，現在鑽研《紅樓夢》。……四書五經也好，《紅樓夢》也罷，本來只是幾本書，卻硬要把整個大千世界都塞在其中。我相信世界不會因此得益，而是因此受害。

任何一門學問，即便內容有限而且已經不值得鑽研，但你把它鑽研得極深極透，就可以挾之以自重，換言之，讓大家都佩服你；此後假如再有一人想挾這門學問以自重，就必須鑽得更深更透。此種學問被無數的人這樣鑽過，會成個什麼樣子，實在難以想像。那些鑽進去的人會成個什麼樣子，更是難以想像。古宅鬧鬼，樹老成精，一門學問最後可能變成一種妖怪。就說國學吧，有人說它無所不包，到今天還能拯救世界，雖然我很樂意相信，但還是將信將疑。

#東西方快樂區別之我見（1995）
東西方精神的最大區別在於西方人沉迷於物欲，而東方人精於人與人的關係；前者從征服中得到滿足，後者從人與人的相親相愛中汲取幸福。

羅素在討論倫理問題時曾經指出，人人都希求幸福。假如說，人得到自己希求的東西就是幸福，那就言之成理；倘若說因為某件事是幸福的，所以我們就希求它，那就是錯誤的。誰也不是因為吃是幸福的才餓的呀。

馬爾庫塞說西方社會有病，是說它把物質消費本身當成了需要，消費不是滿足需求，而是滿足起哄。……假如把人際關係和諧本身也當作需要，像孟子說的那樣：行孝本身是快樂的，所以去行孝，那當然就更是有病，而且這種毛病我親身體驗過了（在“文化革命”裏人人表忠心的時候）。人滿足物質欲望的結果是消費，人際關係和諧也是人避免孤獨這一需要的結果。一種需要本身是不會過分的，只有人硬要去誇大它，導致了自激時才會過分。……需要本身只有一分，你非把他弄到十分，這原因大家心裏明白，社會對個人不是只起好作用，它還是個起哄的場所，幹什麼事都要別人說好，贏得一些喝彩聲，正是這件事在導致自激。東方社會有東方的起哄法，西方有西方的起哄法。而且兩邊比較起來，還是東方社會裏的人更愛起哄。

假如此說是正確的，那麼真正的幸福就是讓人在社會的法理、公德約束下，自覺自願地去生活；需要什麼，就去爭取什麼；需要滿足之後，就讓大家都得會兒消停。這當然需要所有人都有點文化修養，有點獨立思考的能力，並且對自己的生活負起責任來，同時對別人的事少起點哄。

#花剌子模信使問題（1995）
中國的近現代學者裏，做“好消息信使”的人很多，尤其是人文學者。……馬寅初提出了新人口論。當時以為，只要把馬老臭批一頓，就可以根絕中國的人口問題，後來才發現，問題不是這麼簡單。

假設禁止我們出書，封閉有關社會學雜誌，就可以使中國不再出現同性戀問題，這些措施就有道理。但同性戀傾向是遺傳的，封刊物解決不了問題，所以這些措施一點道理都沒有。……對於學者來說，研究的結論會不會累及自身，是個帶有根本性的問題。這主要取決於在學者周圍有沒有花剌子模君王類的人。

假如要反對不幸，應該直接反對不幸的事實，此後才能減少不幸的消息。但是這個道理有一定的複雜性，不是君王所能理解的。再說，假如能和他講理，他就不是君王。君王總是對的，臣民總是不對。君王的品性不可更改，臣民就得適應這種現實。

我個人認為，獲得受歡迎的資訊有三種方法：其一，從真實中索取、篩選；其二，對現有的資訊加以改造；其三，憑空捏造。第一種最困難。第三種最為便利，在這方面，學者有巨大的不利之處，那就是憑空捏造不如奸佞之徒。假定有君王專心要聽好消息，與其養學者，不如養一幫無恥小人。……假如學者下海去改造、捏造資訊，對於學術來說，是一種自殺之道。因此學者往往在求真實和受歡迎之中，苦苦求索一條兩全之路，文史學者尤其如此。……老師教誨我們說，搞現代史要牢記兩個原則，一是治史的原則，二是黨性的原則。這就是說，讓歷史事實按黨性的原則來發生。

在中國歷史上，每一位學者都力求證明自己的學說有巨大的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學術必須有效益，這就構成了另一種花剌子模。學術可以有實在的效益，不過來得極慢，起碼沒有嘴頭上編出來的效益快；何況對於君主來說，“效益”就是一些消息而已。最好的效益就是馬上能聽見的好消息。因為這個原因，學者們承受著一種壓力，要和騙子競賽語驚四座，看著別人的臉色做學問，你要什麼我就做什麼。

假如把世界上所有的學者對本學科用途的說明做一比較，就可發現大致可分為兩種，一種說：科學可以解決問題，但就如中藥鋪裏的藥材可以給人治病一樣，首先要知識完備，然後才能安放抓藥，治人的病。按這種觀點，我們現在所治之學，只是完備藥店的藥材，對它能治什麼病不做保證。另一種說道，本人所治之學對於現在人類所遇到的問題馬上就有答案，這就如賣大力丸的，這種丸藥百病通治，吃下去有病治病，無病強身。中國的學者素來有賣大力丸的傳統，喜歡做妙語以動天聽。這就造成了一種氣氛，除了大力丸式的學問，旁的學問都不是學問。在這種壓力之下，我們有時也想做幾句驚人之語，但又痛感缺少想像力。

面對公眾和領導時，大家都是信使，而且都要耍點滑頭：揀好聽的說或許不至於，起碼都在提防著自己不要講出難聽的來——假如混得不好，就該檢討一下自己的嘴是不是不夠甜。……至於君主，我以為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粗暴型的君主，聽到不順耳的消息就拿信使喂老虎；另一種是溫柔型，到處做信使們的思想工作，使之自覺自願地只報來受歡迎的消息。這樣他所管理的文化園地裏，就全是使人喜聞樂見的東西了。這後一種君主至今是我們懷念的物件。憑良心說，我覺得這種懷念有點肉麻，不過我也承認，忍受思想工作，即便是耐心細緻的思想工作，也比喂老虎好過得多。

有句老話叫做“久居鮑魚之肆不聞其臭”，這就是說，人不知自己是不是身在花剌子模，因此搞不清自己是不是有點滑頭，更搞不清自己以為是學術、藝術的那些東西到底是真是假。

假設有真的學術和藝術存在的話，有人變得滑頭時它會離人世遠去，等到過了那一陣子，人們又可以把它召喚回來——此種事件叫做“文藝復興”。我們現在就有召喚的衝動，但我很想打聽一下召喚什麼。如果是召喚古希臘，我就贊成，如果是召喚花剌子模，我就發對。……恕我說得難聽，現在的人文知識份子在誠懇方面沒幾個能和馬老（馬寅初）相比。所以他們召喚的東西是什麼，我連打聽都不敢打聽。

#個人尊嚴（1995）
提到尊嚴這個概念，我首先想到英文詞dignity，然後才想到相應的中文詞。在英文中，這個詞不僅有尊嚴之義，還有體面、身份的意思。尊嚴不但指人受到尊重，它還是人價值之所在。從上古到現代，數以萬計的中國人裏，沒有幾個人有過屬於個人的尊嚴。……除了皇上一人，沒有一個人能有尊嚴。有一件最怪的事是，按照傳統道德，挨皇帝的板子倒是一種光榮，文死諫嘛。說白了就是：無尊嚴就是有尊嚴。……到了現代以後，人與人的關係、個人與集體的關係，仍有這種遺風……環境就是這樣，公共場所的秩序就是這樣，人對人的態度就是這樣，不容你有任何自尊。

公共廁所……不雅的景象外人看了丟臉，沒有外人時，自己住在裏面也不體面——這後一點總是被人忘掉。

我自己也想要點個人尊嚴，但以個人名義提出就過於直露，不夠體面——言必稱天下，不以個人面目出現，是知識份子的尊嚴所在。

羅素說，中國文化裏只重家族內的私德，不重社會的公德公益，這一點造成了很要命的景象。費孝通說，中國社會裏有所謂“差序格局”，與己關係近的就關心，關係遠的就不關心或少關心。結果有些事從來就沒有人關心。龍應台為這類事而憤怒過，三毛也大發過一通感慨。……所有指出這個現象的人，或則是外國人，或則曾在外國生活過，又回到了國內。沒有這層關係的中國人，對此渾然不覺。

人有無尊嚴，有一個簡單的判據，是看他被當作一個人還是一個東西來對待。這件事有點兩重性，其一是別人把你當做人還是東西，是你尊嚴之所在。其二是你把自己看成人還是東西，也是你的尊嚴所在。

說來也奇怪，中華禮儀之邦，一切尊嚴，都從整體和人與人的關係上定義，就是沒有個人的位置。一個人不在單位裏、不在家裏，不代表國家、民族，單獨存在時，居然不算一個人，就算是一塊肉。這種演算法當然是有問題。我的演算法是：一個人獨處荒島而且誰也不代表，就像魯濱遜那樣，也有尊嚴，可以很好地活著。這就是說，個人是尊嚴的基本單位。

#智慧與國學（1995）
我覺得西方的智者有一股不管三七二十一，總要把自己往聰明里弄的勁頭兒。……換言之，追求智慧與利益無干，這是一種興趣。

中國人還認為，求學是痛苦的，學海無涯苦作舟。學童不僅要背四書五經，還要挨戒尺板子……學習本身很痛苦，必須以更大的痛苦為推動力，和調教牲口沒有本質區別。……孟子曾從思辨中得到一些快樂。但春秋以後到近代，再沒有中國人敢說學習是快樂的了。一切智力的活動都是如此，誰要說動腦子有樂趣，最輕的罪名也是不嚴肅……據我所知，有些外國人不是這樣看問題。……學習一事，在人家看來快樂無比，而在我們眼中則毫無樂趣，如同一個太監面對後宮佳麗。如此看來，東西方兩種智慧的區別，不僅是驢和馬的區別，而且是叫驢和騸馬的區別。那東西怎麼就沒了，真是個大問題！

與羅素的注釋相比，我更喜歡蘇格拉底的那句原話，……：只有那些知道自己智慧一文不值的人，才是最有智慧的人。這對某種偏向是種解毒劑。

如果說我們都一無所知，中國的讀書人對此肯定持激烈的反對態度：孔夫子說自己知天命而且不逾矩，很顯然，他不再需要知道什麼了。後世的人則以為：天已經生了仲尼，萬古不長如夜了。再後來的人則以為，精神原子彈已經炸過，世界上早沒有了未解決的問題。總的來說，中國人總要以為自己有了一種超級的知識，博學得夠夠的、聰明得夠夠的，甚至巴不得要傻一些。直到現在，還有一些人以為，因為我們擁有世界上最博大精深的文化遺產，可以坐待世界上一切尋求智慧者的皈依——換言之，我們不僅足夠聰明，還可以擔任聯合國救濟署的角色，把聰明分給別人一些。……中國人是全世界、也是全宇宙最聰明的人。一種如此聰明的人，除了教育別人，簡直就無事可幹。

我們這些人現在就無事可幹，只能靜待外國物質文明破產，來投靠我們的東方智慧。這話梁任公1920年就說過，現在還有人說。洋鬼子在物質堆裏受苦，我們享受天人合一的大快樂，正如在天堂裏的人閑著沒事拿人間的朋友磕磕牙，我們也有了機會表示自己的善良了；說實在的，等人來這點事還是洋鬼子給我們找的。要不是達•伽馬找到了好望角繞了過來，我們還真閑著沒事幹。

我寧可做個蘇格拉底那樣的人，自以為一無所知，體會尋求知識的快樂，也不敢做個“智慧滿盈”的儒士，忍受這種無所事事的煎熬！

東方文化裏所有的一切，（西方）那邊都有，之所以沒有投入全身心來研究，主要是因為人家還有些別的事情。

傻大姐是個知識的放大器，學點東西極苦，學成以後極樂。某些國人對待國學的態度與傻大姐相近。說實在的，他們把它放得夠大了。……中國的人文學者弄點學問，就如大山臨盆一樣壯烈。當然，我說的不止現在，而且有過去，還有未來。

躲在人文學科的領域之內，享受自滿自足的大快樂，在目前還是可以的；不過要有人養。在自然科學裏就不行：這世界上每年都有人發明永動機，但誰也不能因此發財。

#知識份子的不幸
“知識份子最怕活在不理智的年代。”所謂不理智的年代，就是伽利略低頭認罪，承認地球不轉的年代……也是老舍跳進太平湖的年代。我認為，知識份子的長處只是會以理服人，假如不講理，他就沒有長處，只有短處，活著沒意思，不如死掉。……知識份子趕上這麼個年代，死活不是問題。最大的問題是：這個倒楣的年頭幾何時過去。……下一個問題是：我們所說的不理智，到底是因何而起？……此種不理智，總是起源於價值觀或信仰的領域。……因為某人寫小說就殺了他是不理智的。……對於這世界上的各種信仰，我並無偏見，對有堅定信仰的人我還是很佩服，但我不得不指出，狂信會導致偏執和不理智。

因為狂信，人就不想講理。無理可講比屍橫遍野更糟；而且，只要到了無理可講的地步，肯定也要屍橫遍野，“文化革命”裏就死人不少，還造成了全民知識水準的大倒退。

信仰並不是總要導致狂信，它也不總是導致不理智。全無信仰的人往往不堪信任，在我們現在的社會裏，無信仰無價值的人正給社會造成麻煩，誰也不能視而不見。

不管是信神，還是自珍自重，人活在世界上總得有點信念才成。就我個人而言，雖是無神論者，對於無限廣闊的未知世界，多少還有點猜測；我也有個人的操守，從不逾矩，其依據也不是人人都能接受的，所以也是一種信念。從這個意義上說，我理應不反對別人信神、信祖宗，或者信天命——只要信得不過分。

任何一種信仰，如果被濫用，都可以成為打人的棍子、迫害別人的工具。瀆神是罪名，反民族發傳統、目無祖宗都是罪名。只要你能舉出一種可以狂信而無喪失理智危險的信仰，無須再說它有其他的好處，我馬上就皈依它——這種好處比其他所有好處加起來，都要大得多啊。

現在，有這樣一種信仰擺在我們面前。……它有很多好處：它是民族的、傳統的、中庸的、自然的、先進的、唯一可行的；論說都很充分。但我不以為它可以保證自己不是打人的棍子，理由很簡單，它本身就包括了很多大帽子，其分量足以使人頸骨折斷：反民族、反傳統、反中庸、反自然……尤其是頭兩頂帽子，分量簡直是一目了然的。就連當初提倡它的余英時先生，看到我們這裏附和者日眾，也犯起嘀咕來了。最近他在《二十一世紀》雜誌上著文，提出了反對煽動民族狂熱的問題。……民族狂熱就是把屠龍刀啊。

作為墨子門徒，我認為理智是倫理的第一準則，理由是：它是一切知識份子的生命線。……對理智的定義是：它是對知識份子有益，而絕不是有害的性質。——當然還可以有別的定義，但那些定義裏一定要把我的定義包括在內。在古希臘，人最大的罪惡是在戰爭砍倒橄欖樹。在現代，知識份子最大的罪惡是建造自己的思想監獄。砍倒橄欖樹是滅絕大地的豐饒，營造意識形態則是滅絕思想的豐饒；我覺得後一種罪過更大——沒了橄欖油，頂多不吃沙拉；沒有思想人就要死了。信仰是重要的，但要從屬於理性——如果這是不許可的，起碼也該是鼎立之勢。要是再不許可，還可以退而求其次——你搞你的意識形態，我不說話總是可以的吧。最遭的是某種偏激之見主宰了理性，聰明人想法子自己來害自己。

中國的人文知識份子，有種以天下為己任的使命感，總覺得自己該搞出些給老百姓當信仰的東西。這種想法的古怪之處在於，他們不僅是相當牧師、想當神學家，還相當上帝（中國話不叫上帝，叫“聖人”）。可惜的是，老百姓該信什麼，信到哪種程度，你說了並不算哪，這是令人遺憾的。還有一條不令人遺憾，但卻要命：你自己也是老百姓；所以弄得不好，就會自己屙屎自己吃。中國的知識份子在這一節上從來就不明白，所以常常會害到自己。

我對國學的看法是：這種東西實在厲害。最可怕之處就在那個“國”字。頂著這個字，誰還敢有不同意見？這種套子套上脖子，想把它再扯下來是枉然的；否則也不至於套了好幾千年。它的誘人之處也在這個“國”字，搶到這個制高點，就可以壓制一切不同意見；所以它對一切想在思想領域裏巧取豪奪的不良分子都有莫大的誘惑力。

想當年，像姚文元之類的思想流氓拿階級鬥爭當棍子，打死打傷了無數人。現在有人又在造一根漂亮的棍子。……我懷疑除了落進思想流氓手中變成一種兇器之外，它還能有什麼用場。鑒於有這種危險，我建議大家都不要做上帝夢，也別做聖人夢，以免頭上鮮血淋漓。

對於什麼叫美好道德、什麼叫善良，我有個最本分的考慮：認真地思索，真誠地明辨是非，有這種態度，大概就可算是善良吧。……如羅素所說，不計成敗利鈍地追求客觀真理，這該是種美德吧？

#沉默的大多數（1996）
人要永遠做小孩子雖辦不到，但想要保持沉默是能辦到的。在我周圍，像我這種性格的人特多——對信得過的人什麼都說，對信不過的人什麼都不說。……這是中國人的通病。龍應台女士就大發感慨，問中國人為什麼不說話。……她把保持沉默看做怯懦，但這是不對的。沉默是一種生活方式，不但是中國人，外國人中也有選擇這種生活方式的。

話語教給我們很多，但善惡還是可以自明。話語想要教給我們，人與人生來就不平等。在人間，尊卑有序是永恆的真理，但你也可以不聽。

有一件事大多數人都知道：我們可以在沉默和話語兩種文化中選擇。……話語即權力，權力又是個好意思，所以的確有不少人挖空心思要打進話語的圈子，甚至在爭奪“話語權”。……進了那個圈子就要說那種話，甚至要以那種話來思索，我覺得不夠有意思。據我所知，那個圈子裏常常犯著貧乏症。

保持沉默的理由……就是信不過話語圈。……它是一座聲名狼藉的瘋人院。

你不信我從未在會議上，“表過態”，也沒寫過批判稿。這種懷疑是對的：因為我既不能證明自己是啞巴，也不能證明自己不會寫字，所以這兩件事我都是幹過的。但是照我的標準，那不叫說話，而是上著一種話語的捐稅。……連一些偉大的人物都“講過一些違心的話”，這說明徵稅面非常的寬。因為有征話語捐的事，不管我們講過什麼，都可以不必自責：話是上面讓說的嘛。但假如一切話語都是征來捐稅，事情就很不妙。拿這些東西可以幹什麼？它是話，不是錢，既不能用來修水壩，也不能拿來修電站；只能擱在那裏臭掉，供後人恥笑。

徵收話語捐的事是古已有之。說話的人往往有種輸捐納稅的意識，融化在血液裏，落實在口頭上。……《紅樓夢》裏，有兩個姑娘在大觀園裏聯句，聯著聯著，冒出了頌聖的詞句。……兩個十幾歲的小姑娘，躲在後花園裏，半夜三更作幾句詩，都忘不了頌聖，這叫什麼事？仔細推敲起來，毛病當然出在寫書人的身上，是他有這種毛病。這種毛病就是：在使用話語時總想交稅的強迫症。

我認為，可以在話語的世界裏分出兩極。一極是聖賢的華語，這些話是自願的捐獻。另一極是沉默者的話語，這些話是強征來的稅金。在這兩極之間的話，全都曖昧難明：既是捐獻，又是稅金。在那些說話的人心裏都有一個稅吏。中國的讀書人有很強的社會責任感，就是交納稅金，做一個好的納稅人——這是難聽的說法。好聽的說法就是以天下為己任。

我又猛省到自己也屬於古往今來最大的一個弱勢群體，就是沉默的大多數。這些人保持沉默的原因多種多樣，有些人沒能力，或者沒有機會說話；還有人有些隱情不便說話；還有一些人，因為種種原因，對於話語的世界有某種厭惡之情。我就屬於這最後一種。作為最後這種人，也有義務談談自己的所見所聞。

話語權屬于陽的一方，它當然不會說陰的一方任何好話。就是夫子也不能免俗，他把婦女和小人攻擊了一通。這句話幾千年來總被人引用，但我就沒聽到受攻擊的一方有任何回應。……簡言之，話語圈裏總是在說些不會遇到反駁的話。往好聽裏說，這叫做自說自話；往難聽裏說，就讓人想起了一個形容缺德行為的順口溜：打聾子罵啞巴扒絕戶墳。仔細考較起來，恐怕聾子、啞巴、絕戶都屬於陰的一類，所以遇到種種不幸也是活該……任何人說話都會犯了這種毛病，聖賢說話也有毛病，這種毛病還相當嚴重。

#自然景觀和人文景觀（1996）
比利時的小城市和荷蘭的城市，都有無與倫比的優美之處，這種優美之處就是歷史。相比之下，美國的城市很是庸俗，塞滿了亂糟糟的現代建築。他們自己都不愛看，到了夏天就跑到歐洲去度假——歷史這種東西，可不是想有就能有的呀。

有位義大利的朋友告訴我說，除了髒一點、亂一點，北京城很像一座美國的城市。我想了一下，覺得這是實情——北京城裏到處是現代建築，缺少歷史感。……我小時候住在北京的鄭王府裏，那是一座優美的古典庭院，眼看著它就變得面目全非，塞滿了四四方方的樓房，醜得要死。……所有的人文景觀屬於我們只有一次。假如你把它扒掉了，再重建起來就不是那麼回事了。

真古跡使人留戀之處，在於它歷經滄桑直到如今，在它身邊生活，你才會覺得歷史至今還活著。要是可以隨意翻蓋，那就會把歷史當作可以隨意捏造的東西，一個人盡可夫的娼婦；這兩種感覺真是大不相同。這位義大利朋友還說，義大利的古跡可以使他感到自己不是屬於一代人，而是屬於一族人，從亙古到如今。

房龍曾說，世界上最美麗的鄉村就在奧地利的薩爾茲堡附近。那地方我也去過，滿山樅木林，農舍就在林中，鋪了碎石的小徑一塵不染……還有荷蘭的牧場，彌漫著精心修整的人工美。

中國人只重寫成文字的歷史，不重保存環境中的歷史。這話從一個義大利人嘴裏說出來，叫人無法辯駁。人家對待環境的態度比我們強得多。我以為，每個人都有一部分活在自己所在的環境中，這一部分是不會死的，它會保存在那裏，讓後世的人看到。在海德堡，在劍橋，在薩爾茲堡，你看到的不僅是現世的人，還有他們的先人，因為世世代代的維護，那地方才會像現在這樣漂亮。和青年朋友談這些，大概還有點用。【北京、南京這些古都都喜歡拆掉老房子，有時候還喜歡重建古舊的假文物】

#工作與人生（1996）
人從工作中可以得到樂趣，這是一種巨大的好處。相比之下，從金錢、權力、生育子女方面得到的快樂，總要受到制約。……現在把生育作為生活主題，首先是不合時宜；其次，人在生育方面比兔子大為不如，更不要說和黃花魚相比較；在這方面很難取得無窮無盡的成就。我對權力沒興趣，對錢有一些興趣，但也不願為它去受罪——做我想做的事，並且把它做好，這就是我的目標。我想，和我志趣相投的人總不會是一個都沒有。

總而言之，幹什麼都是好的，但要幹出個樣子來，這才是人的價值和尊嚴所在。人在工作時，不單要用到手、腿和腰，還要用腦子和自己的心胸。我總覺得國人對這後一方面不夠重視，這樣會把工作看成是受罪。失掉了快樂最主要的源泉，對生活的態度也會因之變得灰暗……

對我自己來說，心胸是我在生活中想要達到的最低目標。……羅素先生曾言，對人來說，不加檢點的生活，確實不值得一過。我同意他的意見：不加檢點的生活，屬於不能接受的生活之一種。人必須過他可以接受的生活，這恰恰是他改變一切的動力。人有了心胸，就可以用它來改變自己的生活。

中國人喜歡接受這樣的想法：只要能活著就是好的，活成什麼樣子無所謂。……我對這種想法是斷然地不贊成，因為抱有這種想法的人就可能活成任何一種糟糕的樣子，從而使生活本身失去意義。高尚、清潔、充滿樂趣的生活是好的，人們很容易得到共識。卑下、骯髒、貧乏的生活是不好的，這也能得到共識。但只有這兩條遠遠不夠。……我知道某種文章好，也知道某種文章壞。僅知道這兩條尚不足以開始寫作。還有更加重要的一條，那就是：某種樣子的文章對我來說不可取，決不能讓它從我筆下寫出來，冠以我的名字登在報刊上。以小喻大，這也是我對生活的態度。

#人性的逆轉（？）
貧困是一種生活方式，富裕是另一種生活方式；追求聰明是一種人生的態度，追求愚蠢則是另一種生活態度。

人趨利避害，趨樂避苦，這是倫理學的根基。……相比之下，我們民族的文化傳統大不相同，認為禮高於利，義又高於生，這樣就創造了一種比較複雜的倫理學。由此產生了一個矛盾，到底該從厲害的角度來定義崇高，還是另有一種先驗的東西，叫做崇高——舉例來說，孟子認為，人皆有惻隱之心，這是人先天的良知良能，這就是崇高的根基。我也不怕人說我是民族虛無主義，反正我以為前一種想法更對。從前一種想法裏產生富裕，從後一種想法裏產生貧困；從前一種想法裏產生的總是快樂，從後一種想法裏產生的總是痛苦。我堅定不移地認為，前一種想法就叫聰明，後一種想法就叫做愚蠢。

人應該追求智慧，這對西方人來說是很容易接受的道理；蘇格拉底甚至把求知和行善畫上了等號。但是中國人卻說“難得糊塗”，仿佛希望自己變得笨一點。……別人希望我變得笨一些。謝天謝地，他們沒有成功。人應該改變自己，變成某種樣子，這大概是沒有疑問的。有疑問的只是應該變聰明還是變笨。像這樣的問題還能舉出一大堆，比方說，人（尤其是女人）應該更漂亮、更性感一些，還是更難看、讓人倒胃一些；對別人應該更粗暴、更野蠻一些，還是更有禮貌一些；等等。……你也許會說，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國情，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風尚，但我對這種話從來就不信。我更相信喬治•奧威爾的話：一切的關鍵就在於必須承認一加一等於二；弄明白了這一點，其他一切全會迎刃而解。

西方人以為，人的主要情感源於自身，所以就重視解決肉體的痛苦。中國人以為，人的主要情感是親親敬長，就不重視這種問題。……現在還有人說，西方人綱常敗壞，過著痛苦的生活——這種說法是昧良心的。

從孔孟到如今，中國的哲學家從來不挑擔、不推車，所以他們的智慧從不考慮降低肉體的痛苦，專門營造站著說話不腰疼的理論。

假設某人做出一份犧牲，可以給自己或他人帶來很多幸福，這就是崇高——洛克就是這麼說的。孟子不是這麼說，他的崇高另有根基，遠不像洛克的理論那麼能服人。……除了良知良能，他還另有說法。他說反對他意見的人（楊朱、墨子）都是禽獸。由此得出了崇高的定義：有種東西，我們說它是崇高，是因為反對它的人都不崇高。這個定義一直沿用到了如今。……這是一種模糊不清的混蛋邏輯……

現在有種說法，以為民族的和傳統的就是崇高的。我知道它的論據：因為反民族和反傳統的人很不崇高。但這種論點嚇不倒我。……

要逆轉人性，必須有兩個因素：無價值的勞動和暴力的威脅，這兩個因素缺一不可。……我們民族的傳統文化裏就包含了這種東西。……見皇上要三磕九叩、揚塵舞蹈，這套把戲刷起來很吃力，而且不會帶來任何收益，顯然是種無代價的勞動。但皇上可以廷杖臣子，不老實的馬上拉下去打板子。有了這兩個因素，這套把戲就可以耍下去，把封建士大夫的腦子搞得很糊塗。回想七十年代，當時學大寨和抓階級鬥爭總是一塊搞的，這樣兩個因素就湊齊了。……要逆轉人性，還要有第三個要素，那就是人性的脆弱。

七十年代的青年和現在的青年很不一樣，更熱情、更單純、更守紀律、對生活的要求更低，而且更加倒楣。成為這些人中的一員，是一種極難得的際遇……有些人認為這種經歷是一種崇高的感受，我就斷然反對，而且認為這種想法是病態的。……七十年代對於大多數中國人來說，是個極痛苦的年代。很多年輕人做出了巨大的自我犧牲，而且這種犧牲毫無價值。……就七十年代這裏例子來說，我認為崇高有兩種：一種是當時的崇高，領導上號召我們到農村去吃苦，說這是一種光榮。還有一種崇高是現在的崇高，忍受了這些痛苦、做出了自我犧牲之後，我們自己覺得這是崇高的。我覺得這後一種崇高比較容易講清楚。佛洛德對受虐狂有如下解釋：假如人生活在一種無力改變的痛苦之中，就會轉而愛上這種痛苦，把它視為一種快樂，以便使自己好過一些。……人是一種會自己騙自己的動物。我們吃了很多無益的苦，虛擲了不少年華，所以有人就想說，這種經歷是崇高的。這種想法可以使他自己好過一些，所以它有些好作用。很不幸的是，它還有些壞作用：有些人就據此認為，人必須吃一些無益的苦、虛擲一些年華，用這種方法來達到崇高。這種想法不僅有還，而且有病。

從正確的前提能夠推導出正確的結論，但從一個錯誤的前提就什麼都能夠推導出來。把無價值的犧牲看作崇高，也就是接受了一個錯誤的前提。此後你就會什麼鬼話都能說出來，什麼不可信的事都肯信——這種狀態正確的稱呼叫做“糊塗”；人的本性是不喜歡犯錯誤的，所以想把他搞糊塗，就必須讓他吃很多的苦——所以糊塗也很難得呀。因為人性不總是那麼脆弱，所以糊塗才難得。

中國人一直生活在一直有害哲學的影響之下，孔孟程朱編出了這套東西，完全是因為他們在社會的上層生活。假如從整個人類來考慮問題，早就會發現，趨利避害，直截了當地解決實際問題最重要——這不是什麼哲學的思辨，而是我的生活經驗。我們的社會裏，必須有改變物質生活的原動力，這樣才能把未來的命脈握在自己的手裏。

#對中國文化的布羅代爾式考證（？）
我以為，中國的文化傳統裏，大概有點問題。眾所周知，我們國家的傳統文化是一種人本的文化，但是它和西方近代的人本主義完全不同。在我們的文化裏，只認為生命是好的，卻沒把快樂啦、幸福啦、生存狀態之類的事定義之內；故而就認為，只要大家都能活著就好，不管他們活得多麼糟糕。由此導致了一種古怪的生存競爭，和風力、水力比賽推動磨盤，和牲口比賽運輸——而且是比賽一種負面的能力，比賽誰更不知勞苦，更不貪圖安逸！

在現代物質文明的影響到來之前，在物質生活方面有這麼一種傾向，不是人來駕馭自然力、獸力，而是以人力取代自然力、獸力；這就要求人能夠吃苦、耐勞、本分。當然，這種要求和傳統文化對人的教誨甚是合拍，不過孰因孰果難說明白。我認為自己在插隊時遭遇的一切，是傳統社會物質文明發展規律走到極端所致。

在人與獸、人與自然力的競爭中，人這一方的先天條件並不好。……我們不像驢子那樣有四條腿、可以吃草，也不像風和水那樣渾然無覺，不知疲倦。好在人還有一種強大的武器，那就是他的智慧、他的思索能力。假如把它對準自然界，也許人就能過得好一點。但是我們把槍口對準了自己，發明了種種消極的倫理道德，其中就包括吃大苦、耐大勞，“存天理、滅人欲”；而苦和累這兩種東西，正如莎翁筆下的愛情，你吃下的越多，它就越有，“所以兩者都是無窮無盡的了！”（引自《羅密歐與茱麗葉》）

我認為中國文化對於物質生活的困苦，提倡了一種消極忍耐的態度，不提倡用腦子想，提倡用肩膀扛；結果不但是人，連驢和豬都深受其害。假設一切現實生活中的不滿意、不方便，都能成為嚴重的問題，使大家十分關注，恐怕也不至於搞成這個樣子……“潛在的貧困無處不在”。我們的祖先怎麼感覺不出來？我的結論是：大概是覺得那麼活著就不壞吧。

#優越感種種（1996）
我們民族的文化裏也有這一類的東西：以天朝大國自居，把外國人叫做“洋鬼子”。這雖然是沒了味的老話，但它的影響還在。……尤其不喜歡聽人說別人是洋鬼子。這世界上各個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這些文化都有特異性，就如每個人都與別人有些詫異。人活在世上，看到了這些差異，就想要從中得到于己有利的結果。這雖是難以避免的偏執，但不大體面。我總覺得，這種想法不管披著多麼深奧的學術外衣，終歸是種淺薄的東西。

中國人裏也有崇洋媚外的，覺得自己的人種不行，文化也不行……有人以為，說自己的特異性無比優越是唯一的出路，這又使我不懂了。人為什麼一定用一件錯事來反對另一件錯事呢？除非人真是這麼笨，只能懂得錯的，不能懂得對的，但這又不是事實。某個民族的學者對本民族的人民做這種判斷，無異於是說本民族人民是些傻瓜，只能明白次等的道理，不能懂得真正的道理，這才是民族虛無主義的想法。說來也怪，這種學者現在甚多，做出來的學問一半像科學，一半像宣傳，整個兒像戈培爾。戈培爾就是這樣：他一面說日爾曼人優越，一面又把日爾曼人當傻瓜來愚弄。我認識一個德國人，一提起這段歷史，他就覺得灰溜溜的見不得人。灰溜溜的原因不是懷疑本民族的善良，而是懷疑本民族的智慧：“怎麼會被納粹瘋子引入歧途了呢？那些人層次很低嘛。”這也是我們要引以為戒的啊。


#生活和小說（？）
生活對我來說，不是算草紙，可以說撕就撕，……但是我的生活對於某些人來說卻的確是算草紙，可以拿來亂寫亂畫。其實我又算得了什麼，不過是千萬人中的一個。像上山下鄉這樣的事，過去有，現在有，將來保不准還會有 。對此當然要有個正確的態度，用上綱上線的話來說，就叫做“正確對待”。這種態度我已經有了。

我希望現實的世界在理性的世界裏運作，一點毛病都沒有。但是像這樣的事，我們自己是一點也做不了主的。

至於小說越來越不好看，……是因為有人要求它帶有正確性、合理性、激勵人們向上等等，這樣的小說肯定無趣。換言之，那些人用現實所應有的性質來要求小說、電影等等。我聽人說，這樣做的原因是小說和電影比現實世界更容易管理，如此說來，這是出於善良的動機，正如堂•吉訶德挑風車也是出於善良的動機。但是這樣做的結果卻很不幸。因為現實世界的合理性裏就包括有趣的小說和電影，故而這樣做的結果是使得現實世界更加不合理了。由於這些人士的努力，世界越來越不像世界，小說越來越不像小說。我們的處境正如老美說的，在middle of nowhere。這是小說發生的地方，卻不是寫小說的地方。

#從Internet說起（？）
我贊成對生活空間加以壓縮，只要壓不到我。但壓來壓去，結果卻出乎我的想像。

海明威在《喪鐘為誰鳴？》裏說過這個意思：所有的人是一個整體，別人的不幸就是你的不幸。所以，不要以為喪鐘是為誰而鳴——它就是為你而鳴。

#拒絕恭維（1996）
人經不起恭維。越是天真、樸實的人，聽到一種于己有利的說法，證明自己身上有種種優越的素質，是人類中最優越的部分，就越會不知東西南北，撒起癔症來。我猜越是生活了無趣味，又看不到希望的人，就越會豎起而都來聽這種于己有利的說法。這大概是因為撒癔症比過正常的生活還快樂一些吧……

平心而論，恭維人所在的學校是種禮貌。從人們所在的民族、文化、社會階層，乃至性別上編造種種不切實際的說法，那才叫做險惡的煽動。因為他的用意是煽動一種癔症的大流行，以便從中漁利。

#一隻特立獨行的豬（1996）
請看全文……【至今，我都覺得自己不如那只豬活得瀟灑，王先生若活在當下，是否也有同樣的困惑？】

#有關天圓地方（1996）
要是文化氛圍和辨明是否不可兼得的話，我寧願明辨是非，不要文化氛圍。

要想明白些道理，不能覺得什麼順眼就信什麼，還要聽得進別人說。當然，這道理只對那些想要知道真理的人適用。

#椰子樹與平等（1996）
據說，在三國以前，雲南到處是椰子，樹下住著幸福的少數民族。……椰子有很多用處……忽一日，諸葛亮南征來到此地，他要教化當地人，讓他們遵從我們的生活方式……當地人沒看出我們的生活方式有什麼優越之處……漢族人的衣著在當地也不適用……政治制度，……未免太繁瑣。諸葛先生磨破了嘴皮子，言言必稱孔孟，但也沒人聽。他不覺得自己的道理不對，卻把賬算在了椰子樹身上：……一夜之間吧雲南的椰樹砍了個精光……

人家有幾樣好東西，活得好一點，心情也好一點，這就是輕狂；非得把這些好東西毀了，讓人家心情沉痛，這就是不輕狂。

假如有不平等，有兩種方式可以拉平：一種是向上拉平，這是最好的，但實行起來有困難；……另一種是向下拉平，要把所有的正常人都變成殘疾人就很容易，……諸葛先生採取的是向下拉平之道，結果就害得我吃不上椰子。

人人理應生來平等，這一點人人都同意。但實際上是不平等的，……如羅素先生所說，最大的不平等是知識的差異——有人聰明有人笨，這就是問題之所在。這裏所說的知識、聰明是廣義的，不單包括科學知識，還包括文化素質、藝術品味，等等。這種椰子樹長在人腦裏，不光能給人帶來物質福利，還有精神上的幸福。這後一方面的差異我把它稱為幸福能力的差異。有些作品，有些人能欣賞，有些人就看不懂，這就是說，有些人的幸福能力較為優越。這種優越最招人嫉妒。消除這種優越的方法之一就是給聰明人頭上一悶棍，把他打笨些。……另一種方法則是：一旦聰明人和傻人起了爭執，我們總說傻人有理。久而久之，聰明人也會變傻。這種法子現在正用著呢。【呵呵，看了這篇，我總覺得諸葛先生多少有點兒“很革命”的意思】

#寫給新的一年（1997）
“文化革命”裏……據說哲學就是聰明學，可以解決一切問題。假如真能耐著性子把哲學學會，人也許能夠變得聰明一些。但當時人學的並非真正的哲學，而是一些很簡單的咒語和小訣竅。懷疑這些訣竅是很不聰明的：你會被打成落後分子，甚至是反革命。

時至今日，文化人總在不斷地發現新的咒語和訣竅，每發現一個，就像電影《地雷戰》裏那個反面角色那樣興沖沖地奔相走告：地雷的秘密我知道了！在這種一驚一乍的氣氛中，我們知道了“第三次浪潮”、“後現代”，還知道了不管說點什麼，都要從文化的角度去說……作為一個知識份子，我對文化、浪潮等等抱有充分的尊敬，對哲學和文化人類學也很有興趣。我不滿意的只是在知識領域裏的這種古怪現象：它和超聲波哨子、打雞血是同一類東西。熱起來人人都在搞，過後大家都把它忘掉。最後只剩下我一個人記著這些事情，感覺很是寂寞。

據我所見，訣竅和真正的知識是不同的。真正的知識不僅能說明一件事應該怎樣做，還能說明為什麼要這樣做。而那些訣竅呢，從來就說不出為什麼，所以是靠不住的。能使人變聰明的訣竅是沒有的。倒是有種訣竅能使人覺得自己變聰明了，實際上卻變得更笨。人應該記住自己做過的聰明事，更該記得自己做的那些傻事——更重要的是記住自己今年幾歲了，別再搞小孩子把戲。……但願在新的一年裏，我們能遠離一切古怪的事，大家都能做個健全的人——我實在想不出有什麼話比這句話更吉利。

#《懷疑三部曲 》序（1997）～懷疑三部曲：尋找無雙、革命時期的愛情、紅拂夜奔
我認為沒有智慧、性愛而且沒意思的生活不足取，但有些人卻以為這樣的生活就是一切。他們還說，假如有什麼需要熱愛，那就是這種生活裏面的規矩——在我看來，這種生活態度簡直是種怪癖。很不幸的是，有這種怪癖的人是很多的，有人甚至把這種怪癖叫做文化，甚至當作了生活本身。

我可以說服別人相信智慧是好的，性愛是好的，但我沒法說服一個無趣的人，讓他相信有趣是好的。有人有趣，有人無趣，這種區別是天生的。

細讀過《孟子》後，我發現裏面全是這樣的一些想法。這世界上有很多書都是這樣的：內容無可挑剔，只是很沒有意思。除了顯而易見的壞處，這種書還有一種害人之處就在於：有人從這些書中受到了鼓舞，把整個生活朝更沒意思的方向推動。孟子認為所有的人都應該把奉承權威當作一生最主要的事業，並從中得到樂趣。有關這一點，可以從“樂之實”一節得到證明。這個權威在家裏是父親和兄長，在家外是君王和上級。現在當然沒有了君王，但是還有上級，還有意識形態。我絲毫不同意他的觀點。

假如你不肯站出來說，有趣是存在的，別人就會以為你和他一樣是個無趣的人。到現在為止，這世界上贊成無趣的書比贊成有趣的書多得多。這就證明，人的生活應該無智無性無趣，在我們這裏仿佛已經成了人間的至理。好在，哲學領域裏已經有人在反對無聊的烏托邦，反對那些以無趣推及有趣，以愚蠢推及智慧的人，比方說，波普先生。

Word is Out……有些話仿佛永遠講不出口，僅僅是因為別人已經把反對它的話講了出來。因此這些話就成了心底的暗流，形不成文字，也形不成話語，甚至不能形成有條理的思路——它就變成了鬱結的混沌。而已經講出的話則被人們一再重複，結構分明地架在混沌之上。我看到一個無智的世界，但是智慧在混沌中存在；我看到一個無性的世界，但是性愛在混沌中存在；我看到一個無趣的世界，但是有趣在混沌中存在。我要做的就是把這些講出來。

#佛洛德和受虐狂（1997）
佛洛德他老人家說過：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們每個人都有點兒歇斯底里——這真是至理名言！所謂歇斯底里，就是按不下心頭一股無名火，行為失範。……古人有首詠雪的打油詩曰：夜來北風寒，老天大吐痰。一輪紅日出，便是止痰丸——有些人的痰氣簡直比雪天的老天爺還大。誰能當這枚止痰丸呢？只有佛洛德。

《獨立宣言》裏說：我們認為，人人生而平等。這話是講給英國皇上聽的，表明了平民的尊嚴。這話孟夫子一定反對。他說過；無君無父，是禽獸也——這又簡直是宣佈說，平民不該有自己的尊嚴。總而言之，個人的體面與尊嚴、平等、自由等等概念，中國的傳統文化裏是沒有的，有的全是些相反的東西。

有時候我想：假如“大躍進”、“文化革命”這些事，不是發生在中國，而是發生在外國，該有多好。……有些壞事發生在了中國，我們就說它好，有些鬼話是中國人說的，我們就說它有道理，這種做法就叫做有痰氣。有些年輕人把這些有痰氣的想法寫成書，他本人到不見得是真有痰氣，不過是嘩眾取寵罷了。一直普遍存在的事態比這要命得多。舉例來說，很多中年人因為“文革”中上山下鄉虛耗了青春，這本是種巨大的痛苦；但他們卻覺得很幸福，還說：青春無悔！在比方說，古往今來的中國人總在權勢面前屈膝，毀掉了自己的尊嚴，也毀掉了自己的聰明才智。這本是種痛苦，但又有人說：這很幸福！久而久之，搞到了是非難辨，香臭不知的地步……這就是我們嗓子裏噎著的痰。

人若落入了一種無法擺脫的痛苦之中，……就會把這種痛苦看作是幸福，用這種方式來尋求解脫——這樣一來，他的價值觀就被逆轉過來了。有些人不會被逆轉的……有些人不僅被逆轉，而且還有了痰氣，一聽到別人說自由、體面、尊嚴等等是好的，馬上就怒火萬丈，這就有點不對頭了……

#肚子裏的戰爭（1997）
一切人間的荒唐事，整個社會的環境雖是一個原因，但不主要。主要的是：那個鬧事的人是在借酒撒瘋。這就是說，他明知道自己在胡鬧，但還要鬧下去，主要是因為胡鬧很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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